1月9日，齐格蒙·鲍曼在英国利兹家中去世，享年91岁。

这位社会学家著述甚丰，若算上再版，中译本便有二十余种。我读过的其实并不算多，掐指即可数完，多少是拜国内翻译的良莠不齐所赐，时常将原本喜欢讲故事的鲍曼弄得味同嚼蜡。但鲍曼对现代性的阐释，以及那本负有盛名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确实让我受益不少。

但我上一次想起齐格蒙·鲍曼已是去年的事，而且起因也非《现代性于大屠杀》。那时难民危机正席卷欧洲，维榭格拉德集团四国抵制最烈，其中就包括了鲍曼的祖国波兰。“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大倒退”的说法成了时评界的流行。其后的一系列事件似乎坐实此论，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大选、意大利修宪公投，一桩桩都令时评人哀鸣。

我曾在华沙亲眼目睹一场波兰人抵制难民的大游行。我也曾在鲍曼的故乡波兹南徘徊，那里爆发过1956年波兹南事件，是为波兰人摆脱苏联控制的发端，虽然那起事件与眼下的难民危机八竿子打不着。可也就在那个人们争论着“该不该接受难民”的当口，我想起了鲍曼和他的《全球化》。

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中译本出版于2001年，我购得时却已是数年后的事情，又过了数年，也就是2013年，商务印书馆将之再版。

在这本书中，鲍曼阐释了一个观点：全球化既有融合，又有分化，纵向来说，贫富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横向来说，文化却日益趋同。

这是一个十几年前的预言。如果以刚刚过去的2016年为例，所有纷乱似乎都在印证鲍曼的观点。时评家担心的民粹在我看来固然是危言耸听的骗稿费习气作祟，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其背后本质都是人们在全球化中面对两难处境时的挣扎与不安。至于难民危机，仅仅是加剧了这种不安。在《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一书中，鲍曼阐释了“液态现代世界”概念，即指高速运转，从不停歇，目不暇接的现代流动生活，流动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自然会带来恐惧与不安。

在《全球化》一书中，鲍曼这样告诉我们——

“在全球出现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过程也在形成之中。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处于本土化，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在这个由所谓‘全球精英’制定人生游戏规则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既不愉快又令人不能容忍的处境。”

“拥有跨越疆界特权的‘精英’们与底层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全球精英’们挣脱了经济与政治的疆域桎梏获得的独立状态；而人口的主体——‘新中产阶级’——则处于两极夹层之中，经历着严峻的生存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慌。”

“我们今天目睹了世界性的重新划分阶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世界规模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级体系正在形成——市场和信息的全球化所促成的准主权、领土瓜分和身份的分离并未反映平等合作者的多样化。对某些人而言是自由选择的东西，落到其他人身上就成了残酷的命运。”

“全球化在对少数人极为有利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并将他们边缘化了。”

对于从小听着“全球化”长大的我们来说，在十几年前读到这些话，或许会觉得鲍曼在杞人忧天，但在当下回望这一切，又怎能不为这预言震撼？

所以，探讨“该不该接受难民”，其实只是个表象问题，真正摆在我们面前的终极问题是：人类该如何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恐惧与不安，尤其是这种恐惧与不安还披着一层糖衣，那是曾让我们甘之如饴的各种便利和进步。或者说，全球化下的消费主义如同毒品，它确实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也让你越陷越深。人们逐渐发现，在消费主义之下，作为公民的话语权渐渐消失，甚至阶级通道都已关闭。

2004年，鲍曼还写过一本《废弃的生命》，其中文版出版于2006年。所谓“废弃的生命”，即指移民和难民等“多余人口”。在鲍曼看来，这是全球性带来的必然后果，当出现地区性人口过剩时，就会产生移民与难民，但可收容他们的地方却越来越少。他写道，政府往往通过难民、移民衍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如治安恶化乃至或许与难民并无直接关系的恐怖袭击），有意无意将这些元素联系在一起，激起大众的厌恶心理，从而转移大众对政府无力解决难民问题的关注。在这本书诞生的十几年后，想想欧洲的恐袭阴影，再想想特朗普在竞选时的煽动，我们只能感慨鲍曼作为预言家的功力。

更有意思的是，国内时评界常有“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大倒退”观点，将全球化视为进步，将反全球化视为保守，但在鲍曼的《全球化》以及后来与之观点相近的一些著作中，却或隐晦或直接地将“全球化”视为保守革命，认为其只是倚仗经济学思想和科技的进步进行复辟，如金融市场的统一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仅仅是由少数大国决定规则——这个说法是否能让你有些理解英国人一直以来对欧元的抵制，又是否能让你有些理解意大利人退出欧元区的呼声？

至于文化的趋同，鲍曼在《全球化》里引用了“单景监狱”概念。它不同于少数人监视多数人的全景监狱，而是让大多数人在各种大众传媒上注视着少数人，由这些少数精英提供一种“正确的”生存模式，并使得民众争相效仿，继而通过消费主义的盛行达到文化趋同。鲍曼认为这是“只引导，不统治”，我倒认为这就是一种引导性的统治。

如果要为《全球化》寻找一本配合性读物，我会选择鲍曼出版于2003年的《被围困的社会》（中译本出版于2006年）。在这本书中，他依然在讲述全球化的危机（尽管这只是此书的一部分内容）。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必将导致政治失控的过程，因为全球化会造成国家的弱化与边界的模糊，但它不但不是进步，反而会衍生出一种倒退：即曾经存在于主权国家的权力，被转移进“流动空间”中，形成新的且不可控的边界。

在难民危机期间，许多申根区国家为了控制难民流入而实行边界管制。申根作为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一大尝试和成果，确实在很多年里令人甘之如饴，它打通了大半个欧洲疆域，国界不再存在，连我们这些旅行者都大为受益。因此，多年后重现的边界管制尽管只属于部分国家，但仍引来一片哀鸣，呼吁保卫申根协定这一人类文明伟大成果。

作为一个享受过申根协定好处的人，我其实也有这样的念头，但这恰恰是一种吸毒式的挣扎：既不想放弃那些好处，另一方面又对国家的弱化和边界的模糊心存疑虑。今日欧盟的风云飘摇，难道不是一种政治失控吗？

鲍曼的深刻也许源于他的背景。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面对过两种极权统治的人，他曾经相信过狂热的主义，继而在残酷现实中遭遇理想的幻灭，他曾积极投身于革命与建设，但最终遭遇放逐。因此，他并没有许多欧美学者的小清新倾向。他认为，20世纪的标志是“邪恶源于文明的训练，它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还在更新与加强”。

甚至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全球化必然衍生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智识低下有关。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中，鲍曼讲述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诞生与历史，以及当下处境。两次世界大战也许是个分水岭，启蒙时代以来的种种价值观遭遇冲击，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形成了另一种话语体系，而信息社会的到来加剧了这一体系的无孔不入。知识分子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以往的“立法者”，他们在多元化社会里再也无法成为普遍性的理论权威，只能以“阐释者”的形象出现。然而，这种阐释又有着趋同化倾向。

这显然与鲍曼眼中的自由相悖。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自由》一书中（中文版出版于2005年），他便已告诉我们：“自由的魅力来自于差异；自由的存在与否，往往反映且标志着尊与卑、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巨大反差，同时也是对其间的差别进行辩识的基础。”

那么，如何重拾自由？鲍曼从来都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或者说，这已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如果一定要在他的书中找出办法，那么他一再强调的“重建日益废弃的公共空间”，或许是一个选择。

在许多著作中，鲍曼都曾强调消费主义带来的公民话语权缺失，公共空间也随之崩塌，人变成各不相连的个体，以“隐私”、“空间”等名词彼此隔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不坏，但从公共事务上来说，鲍曼显然不赞成这样的局面。在《流动的生活》中，他再次提出“重建日益废弃的公共空间”。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则提到了奥威尔的《1984》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他看来，前者并未到来，而人们沉沦于琐事，不再关心公共事务的社会现状，则与后者如出一辙。

至于鲍曼最著名的那本《现代性与大屠杀》，并非与前文所述的那些著作毫无关联。这部诞生于1990年的著作，已然阐释了现代性的可怕，而后来的种种观点，包括对全球化的审视，其实都或多或少立足于对现代性的阐释之上。

在鲍曼看来，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单一的犹太民族事件，仅仅是反犹，并不会引发大屠杀。“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鲍曼的结论是：“现代理性社会正是为希特勒那样操纵冷酷、彻底和系统的种族灭绝的人铺平了道路”，“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解决办法呢？就像在《自由》中认为“自由的魅力来自于差异”一样，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认为 “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

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纳粹还是后来的极权统治，都曾极力抹杀政治和思想上的多元主义，以消除异己的方式掩饰自身行为的不正当性。能看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但将这一切归结于现代性，并对人类的当下做出预言，难度则大得多，而这恰恰是鲍曼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