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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朝鲜正处于大崩溃的前夜
By 邓聿文  
OP 02/16/2017

朝鲜在中国元宵节后一天,日本首相安倍访美之际再次试射导弹,这是挑拨中美关系,让中国难堪的行为,因为中国正在极力反对美国在韩部署萨德,朝鲜的行为让美韩部署萨德的理由更充分。

对于朝鲜和半岛,我真的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有一种无力感,前些天看了一个脱北者的自述,里面描述了朝鲜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大饥荒,那种极度贫困和饥饿感想必只有经历过中国50年代大饥荒的人才有,现在的人们是感受不到的。那真是一个人间地狱!这样一个政权还存在,真是人类的耻辱!

但作为一个朝鲜问题的研究者,即使有一种无力感还是要说,而且不能掺杂自己过多的感情在内,否则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研究朝鲜问题,我自己的经验是,最难对朝鲜政局作出判断,因为对于朝鲜这样一个极度封闭的国家来说,有效的信息太少了,如果不能获得足够多的第一手信息,要得到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和制定正确的对朝政策就太难。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对朝鲜的观察就是盲人摸象?也不是。

原因在于,这是一个高度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差异性极小,这当然不是说朝鲜没有不同的利益结构,但总的来说,朝鲜的利益板块比起民主国家来,或者比起转型国家来,它的利益结构简单得多,即使与同为共产党执政的其他威权国家相比,朝鲜的利益也非常简单。大体而言,可以把朝鲜内部的利益结构分为两块,即奴隶主和奴隶,前者由各级官僚和军方中高层组成,后者是除此之外的所有社会底层人士,金正恩则是至高无上的最大奴隶主。在金正恩面前,每个人都是奴隶。

事不过三,朝鲜难逃专制王朝崩溃定律

我这么分当然是粗线条的不精确的分化,但它有个好处,就是简单明了,直抵事物的本质。对于这种政权,历史上不乏先例,而从它们来说,最后的结局无非是失败,区别只在于是败于内部的造反,还是败于外敌的入侵。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这类政权的命运预测,又非常简单,我们无需占有很多材料。朝鲜,或者准确地说,金家王朝,也逃不夺这个规律。

有人可能会反驳,这样说太笼统,上述历史的定律放在朝鲜似乎就不一定应验。金家三代王朝已经统治朝鲜60多年了,许多人,包括一些有名的专家也曾不断预测朝鲜会在某个时点灭亡,但朝鲜至今活得好好的,似乎比以前还巩固。这确实有点尴尬,也说明做形势分析的不要搞预测。然而,记住中国人常说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不是不报,而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必定会报;第二句话是,事不过三。其实西方也有富不过三的说法。金正恩正好是第三代,对金正恩来说,他什么时候会遭报应?

我的看法是,朝鲜正处于大崩溃的前夜,这个时间段可能需要8-10年,最多不会超过15年,理由如下:

第一,朝鲜目前还面临着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引发的粮食危机,危机会蔓延很长时间,未来有可能遭受更大自然灾害的打击。

朝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发生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死了几十万人。大饥荒过后,朝鲜虽未再出现先前的惨烈景象,但粮食危机和饥荒从未离开半步。联合国《2010世界粮食不稳定状况》报告将朝鲜列入22个慢性粮食危机国家。朝鲜多年来受干旱的困扰,2015年,全国范围内共有44.156万公顷(662.34万亩)稻田完成插秧,但其中至少13.62万公顷(204.3万亩)因干旱变得干枯。作为朝鲜粮仓的黄海北道、黄海南道和平安南道和咸镜南道受灾尤其严重。干旱毁掉了黄海北道和黄海南道近80%的水稻秧苗和58%的稻田。联合国下属机构统计,朝鲜5岁以下儿童中,大约三分之一发育不良。进入2016年后,朝鲜在9月又发生大洪水,水灾造成超过10万人无家可归,以至朝鲜当局罕见地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信号。

在饱受旱灾和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同时,朝鲜人为的政策失误亦导致农业灾难频繁发生。朝鲜本来可耕地比例就低,可用于耕种的土地只有18%。另外,朝鲜缺少足够的化肥、生产设施和农业机械,灌溉和抗自然灾害能力也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报告称,朝鲜从1996年到2010年,共经历了15次灾难。其中,因设施不足或人为失误而造成的人灾多达9次,比自然灾害还多。

金正恩执政后,试行类似中国包产到户的6.28方针,朝鲜包括黄海南北两道大米收成一度有所增加,但是生产出来的大米并没有提供给百姓而是先填充部队、党干部、平壤市民的肚子。朝鲜所有的物资都集中在部队和平壤,首先供应忠诚分子,但得到实惠的是部队干部,而非士兵。最底层的普通士兵的口粮朝不保夕。两江道部队一顿饭规定的供应量是250g,可很少有部队能够达到,有的部队是150克(3两),也有100克(2两)甚至70克等。即使是誉为粮仓的黄海南北道民众,也经常挨饿,用高价购买走私进来的中国大米。至于大部分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很难确保一日三餐。

粮食危机将会伴随朝鲜很长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的政策失误,或两者叠加,朝鲜政权是否经得住饥饿的冲击让人怀疑。当人们连饭都吃不上时,谁还会保持对领袖的忠诚?

精英阶层叛逃现象加剧

第二,朝鲜政权精英阶层的外逃加剧,表明作为维系极权统治支柱的精英阶层也开始对这一体制失望,一旦预感到危机来临,他们会率先抛弃该体制,甚至反戈一击。

精英阶层是朝鲜的权贵阶层、食利者。他们人数不会很多,但是政权的忠实保卫者,因为他们及其家族的命运维系于政权。尽管如此,除去其中的极端愚忠者,相当多的精英阶层人士也随时在为自己和家人准备退路。因为同外界的接触使他们了解到,这个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稳固的,随时存在坍塌的可能。另外,他们也认识到,极权统治下,是没有人身安全感的,他们随时可能因为领袖的反复无常而失去性命。而在朝鲜,对高层的清洗经常发生,一旦领袖感受到权力的威胁,或者要为政策失误找替罪羊,或者某个官员个人的不廉洁,都会有一帮官员会消失。所以,对朝鲜精英阶层来说,要时刻准备在出问题前叛逃。

上世纪90年代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0名朝鲜外交官叛逃韩国, 1991年,朝鲜驻刚果大使馆参赞高英焕叛逃韩国;1996年,现人民军元帅玄哲海的侄子、朝鲜驻赞比亚大使馆三等秘书玄成一叛逃韩国;1997年,朝鲜驻埃及大使张承吉,及他在巴黎从事贸易的兄弟张承柱一家,叛逃美国。2000年,时任朝鲜驻泰国大使馆贸易、科技参赞洪顺庆逃往韩国;2009年,朝鲜驻中国上海贸易代表部代表金基哲一家叛逃韩国;2013年,一名朝鲜驻埃塞俄比亚贸易代表部外交官流亡韩国;2014年,一名朝鲜驻泰国外交官叛逃韩国。

2016年,精英阶层的叛逃人士进一步增多,除了叛逃到韩国的朝鲜前驻英国副大使太勇浩外,朝鲜驻外餐厅员工成为精英阶层叛逃重点。这其中引起关注的是13名在中国的朝鲜餐厅员工集体出逃韩国。朝鲜的海外餐厅员工虽不是政府官员,但一般也出于“根红苗正”、“政审合格”的精英阶层,只有精英阶层的子女才能外派海外。与外交官的出逃不同的是,这些餐厅员工集体出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肩负着繁重的海外创汇使命,如果完不成,无论是他们还是带队领导,都要受惩罚。此外,今年叛逃的官员还有朝鲜驻京高官,据说叛逃日本,虽然朝日均否认,但也不排除。

当然,精英阶层的叛逃不只这两泼人,在朝鲜侦察总局负责对韩特务工作的一名大校也于2015年投奔韩国,该大校的职务级别相当于人民军普通部队的二星中将。总之,虽然自金正恩上台后,朝中边境管制加强,逃离朝鲜的“脱北者”总数减少,但精英阶层的“弃船”现象有增无减。在朝鲜,有一个现象,就是普通百姓为保命,自己强迫自己信奉金家政权,反而特权阶层对这个政权表现出一种表面上的忠诚。

第三,联合国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尤其是美日韩单方实施的对朝制裁,切断了朝鲜获取外汇的渠道及外援,而这些外贸和外援对支撑朝鲜的独裁统治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朝鲜遇到困难的情况下。

朝鲜的外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朝鲜的外围组织,如在日朝鲜人总会对朝鲜的援助;二是外国和外国组织基于友好或国家利益对朝鲜的援助。在联合国史无前例的惩罚下,这些援助除了人道援助外,基本上都受到影响。

在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实施了有史以来对朝鲜最严厉的制裁,范围涵盖武器、货物、矿物和金融,并涉及到企业和个人,同时加强了对朝鲜进出口的物资检查,总之,凡是被认为与核武有关,能够用于增加朝鲜核力量的一切东西和渠道,都纳入了制裁范围。这首先将打击朝鲜的经济,特别是获取外汇的能力。过去数次核试验后,联合国虽然出台了制裁措施,但力度不大,朝鲜还可以通过铁矿石和煤炭等的贸易来获取资金,因为朝鲜这两项资源丰富,并通过走私来取得外汇。然而在新的严厉制裁下,铁矿石的和煤炭的贸易受到影响。走私因为海上核查的加强,也大大减少。而外国和朝鲜的外围组织在联合国的制裁下,对朝鲜的援助也基本只限于人道方面。

除了联合国的制裁后,美日韩和欧盟还单独出台了针对朝鲜可能用于发展核武的追加制裁。上述制裁产生的效果就是使朝鲜的外汇非常短缺,为了获取外汇,朝鲜不得不要求各驻外人员千方百计去搞外汇,前述朝鲜海外餐厅员工的集体外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像朝鲜这种高度封闭和管制的政权,外部的制裁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它,但可以通过倒逼,促使内部发生变化,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外部制裁的力度、范围和时间越长,对朝鲜内部变化的触动也就越大。一些精英人物为自身和家庭的安全计,就可能反水。金正恩上台后精英出逃的增多,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一旦精英出逃成为一种规模,它会产生辐射效应,促使精英阶层内部分裂,而为防止精英出逃,朝鲜当局会实施更严苛的恐怖统治,反过来又会让精英出现更大的不安感,从而对这个政权更加不忠诚。如此恶性循环,在某个突然事件的触发下,就会引起量变到质变的反应,堡垒很可能从内部攻破。所以,联合国的制裁如果时间足够长,将会分化瓦解精英集团。

第四,“脱北者”流亡政府的组建,表明他们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参与到推翻朝鲜政权的活动中,这对朝鲜的极权统治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据统治,朝鲜的“脱北者”有几万人,其中居住在韩国的大概有3万人,其余的分散在美国等地。过去这些“脱北者”主要是为了逃脱金家王朝的恐怖统治,并未有意识地从事推翻金家王朝的活动,即使有这方面的意识,也是单个或小规模的组织行动,最多也就是给韩国提供一点情报信息。大部分“脱北者”来到韩国后,即忙于自身生计。但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据报道,居住在海外的“脱北者”和韩国主要“脱北者”团体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在美国成立“朝鲜流亡政府”。这个“流亡政府”暂定名为“北朝鲜自由民主流亡政府”,目前已完成了对十多个“脱北者”团体负责人的意见征询工作。成立“流亡政府”的目的在于煽动朝鲜内部人士叛逃,并打造朝鲜“民主化运动的核心”。“脱北者”组织各种团体,成立流亡政府,就可以以团体力量,一方面通过游说等方式,说服美韩政府对朝鲜采取更强硬措施;另一方面,直接参与到包括煽动帮助朝鲜内部人士叛逃在内的活动中来,可想而知,未来会有更多的朝鲜民主和精英阶层人士逃离朝鲜,这无疑会动摇朝鲜的统治支柱。

朝鲜已经丧失改革开放机会

上面分析了四种现象。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朝鲜当局来说,要避免崩溃的过早到来,延缓政权寿命,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通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重新赢得合法性;二是在当前世界大分化大重组时期,借助于和某个强权结盟,以得到强权的物质支援和政治支持。前者对政权的生存是根本的,但存在和平演变的风险;后者则取决于世界大局的变化及自身对强权的价值。

我始终认为,在网络时代,朝鲜已经丧失了改革开放的机会。我说的改革开放是真正的打开大门,而非小大小闹。我曾经专门撰文对此做了论证,这里就不再说了。总之,这个政权的本质决定了朝鲜不可能实行中国式改革开放,充其量是引入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金正恩本人即使想改革,他能否做到对改革的收放自如,也是一大考验,以朝鲜政权的脆弱,和朝鲜本身作为一个小国的回旋余地不大,很多因素是超出其掌控的,所以朝鲜的改革充满着太大风险,要不然,在金正日时期,就已经进行改革了。

朝鲜不能改革开放,那么他们势必会寻求第二种方式来延续政权生存。目前的全球局面有重回冷战的趋势,但朝鲜和中俄结盟的可能性不大,除非美国把中俄逼得太狠。所以,金家政权死路一条是注定了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政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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