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鉴定：

1、华人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担忧，来自于美国广泛出现的“平权行动”；但“平权行动”实际上是个不太准确的翻译，被广泛误读，实际上应翻译为“扶持行动”；更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录取方面，“扶持非洲裔、拉美裔”的做法已经受到很大限制。

2、近二十年来华人学生在加州公立大学比例的增加，不是因为加州不允许实施“扶持行动”，主要原因是申请人数增加了；而华人视之为洪水猛兽的SCA5法案即便通过，考察历史数据，对华人学生的录取影响也会较为有限。

3、从趋势来看，美国大学已经越来越不把“种族”作为“扶持录取”的考量，所谓“亚裔比黑人和拉丁西裔学生SAT成绩要高两百至四百五十分才能被名校录取”，已经是过去式。

4、所谓亚裔细分法案，美国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搜集数据，为的是更加有效地辨别需要扶助的族群和社区，方便提高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效率；并且，有明确防止滥用机制。而且，加州的大学多年来一直都在收集这些数据，并未影响到亚裔学生。

5、把中国人划分为四类，是库比蒂诺学区自作主张乱加的，想想也知道，怎么可能把华人划分为“讲普通话的”“讲广东话的”“讲台语的”“讲台州话的”？

查证者： 俞俊哲 美国福坦莫法学院在读博士 较真平台北美新闻特约查证员

最近一段时间，一张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市（Cupertino）的学生家庭语言调查问卷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它上面标为“必填”的种族申报栏中对亚裔中各个族群进行的细分，还在中国人（Chinese）栏目下划出四个分栏，使得不少转发的在美华裔一副山雨欲来之状，连称此乃大学按种族定额录取学生的前兆，另有人称这是美国民主党歧视华裔的又一行动，企图对亚裔“分而治之”，令人想起当年的排华事件。更有甚者，直接将此事与二战时期德国纳粹起初对犹太人采取的政策作对比，一时间仿佛加州华人稍有不慎，子子孙孙就有可能会被做成肥皂。

最近在海外华人间流传的这张表格，成为对美国“迫害”华人担忧的来源

关于亚裔细分法案，中文网络上如此流传

美国华人对民主党“歧视华裔”的错误认知已经有多年历史，而这份表格所引发的则是2016年8月加州“亚裔数据细分”法案通过以来的又一个歇斯底里的过激反应。让我们来剥茧抽丝，彻底检视美国的有关法律和政治背景，试图了解加州华人同胞们这几年来人心惶惶究竟是否有现实基础，闻民主党色变究竟是否合理，恐惧排华是否正当。

一、华人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担忧，来自于美国广泛出现的“平权行动”；然而这个极易被误解的“词汇”并没那么可怕，在高等教育录取方面，“扶持非洲裔、拉美裔”的做法已经受到法律的很大限制

自从美国民权运动之后，各地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这是身份政治的一个副产品，旨在通过积极为社会中的劣势群体提供学习和就业机会来弥补整个社会在历史上对这些群体所施加的不公待遇。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高校根据种族在分数相仿的申请者当中对少数族裔进行优先录取，以此弥补历史上的排外政策、奴隶制、种族隔离等现象所造成的不公。这种行为与其说是歧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们，倒不如说是特别照顾一些特定人群中的学生。从这个角度讲，把Affirmative Action翻译为“平权行动”其实是容易引发误解的，因为行动并不是提倡简单意义上的公平。“平权行动”更准确的译法应该叫“扶持行动”。

然而随着保守主义对这一行为提出一个又一个的司法挑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对高校录取中的“扶持行动”进行了很大的限制。197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中虽然认定教室内的种族多元化为“必要政府利益”，判定高校允许高校招生时将种族纳入考量的多个因素之一，但同时裁决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Davis）医学院每100个招生名额中16个少数族裔学生（包含亚裔）的配额制招生违反宪法。在随后2003年的格鲁特诉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和2016年的费舍诉德克萨斯大学案（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中，最高法院进一步对大学录取中的种族扶持进行严格审查，要求试图实现学生群体多元化的大学对招生程序进行针对这一目标的“严谨设计（Narrowly Tailored）”，不得在有其他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种族中性（Race-Neutral）”招生策略可行的情况下进行扶持招生。而这些判决不但对全美的公立大学有效，还对领取联邦资金的大多数私立大学都有效。

二、在“扶持行动”之外，美国也有“反扶持运动”

1996年，加州公投通过209法案，对加州宪法进行修正，禁止州政府机构在雇佣公务员、签订公共服务合同和公共教育中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因素。在此之后，加州的公立大学被禁止采取考虑申请者种族的招生行为。许多进步主义者立刻对这一法案进行了司法挑战。同年，209法案在联邦地区法院被判违宪，政府上诉至第九巡回地区法院之后三名法官逆转判决，在那之后又出现了无数针对209法案的诉讼但均未撼动其合法性。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与加州209法案相似的“密歇根民权动案”符合宪法要求，表示各州立法部门有权禁止本州政府部门在人事管理方面考虑种族因素。即便如此，此类法案也仅是少数，加州以外仅有华盛顿州、密歇根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通过了反扶持法案。

2012年12月，加州参议员爱德华·赫尔南德斯提出参议院第五号宪法修正案（简称SCA5），法案旨在废除209法案。此法案在参议院轻易通过后引起公众重视，在共和党少数领袖鲍勃·哈夫专门将其利弊介绍给加州华人后，在华人当中引发轩然大波，使得无数担心SCA5法案通过后会导致华人在加州大学系统中入学率大大降低的华人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同时各大中文社交媒体和网络社区中对SCA5夸张的批判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将美国民主党与二战时期中的德国纳粹作比较的文章随处可见。

三、近二十年来华人学生在加州公立大学比例的增加，不是因为加州不允许实施“扶持行动”；华人视之为洪水猛兽的SCA5法案即便通过，考察历史数据，对华人学生的录取影响也会较为有限

而SCA5是否真的代表上述华人们担忧的事情呢？让我们来彻底检视一下加州大学系统内亚裔录取率的实际情况，对SCA5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分析。加州209法案在1996年通过，1998年开始实施后，华裔在加州大学系统中的录取率并未呈现高于其他族群录取率变动幅度的显著上升，如图。

黄线为亚裔在加州大学系统内的录取率；1998年209法案开始实行，但对录取率影响最大的，其实是2010年加州大学经费的大幅削减

可以看到，在209法案于1998年生效之后，各个族裔之间的差距有所增大，亚裔录取率并没有相对其他族裔“陡增”过，也没有完全脱颖而出，而是相较于白人保持着微弱的优势。法案更明显的作用是让非洲裔学生的录取率降低。华人一直以来都以加州大学校园上出现了更多亚裔为支持209法案的理由，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因为亚裔申请人数变多了，如图。

黄线为加州大学系统内的亚裔申请人数，绿线为国际学生

实际上，209法案出台之后的那一年，亚裔的录取率只上升了0.01%，而申请人数最多的白人录取率也只上升了0.07%，由于新法律执行第一年，未申报者多了六千多人，导致所有其他群体的录取率都大幅下降了，如图。

1997年与1998年各个族裔在加州大学系统内录取率变化对比：“禁止扶持法案”通过后，亚裔的录取率只增加了0.01%

五年后，录取率数字才出现较为有意义的变动。

1997年与2003年各个族裔在加州大学系统内录取率变化对比：5年后，亚裔的录取率增长也仅有1.8%，法案的主要意义在于非洲裔、西班牙裔录取率降低了

可以看到，209法案的主要获益人为2010年以前申请人数最多的白人，在209法案通过5年后录取率上涨3.44%，加州亚裔仅获得了1.8%的增长，可以说增加非常少。但其他少数种族的录取率则多半因为成绩等其他因素而大幅下降，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黑人录取率低于亚裔近30%，如果209法案废除，加州大学系统估计很有可能选择多招一些现在黑人和已占加州总人口38%的墨西哥和拉丁裔学生。但考虑到经费削减导致加州大学开始相当依赖国际学生，以及现在最高院对大学种族扶持的限制，就算SCA5通过，招生变动的幅度恐怕要远远小于许多华人所恐惧的幅度。

结合上述法律分析可见，SCA5仅仅是原本就较为进步主义的加州立法机关内部试图将州内对扶持行为的严格禁止进行废除的一次尝试，就算通过，加州大学系统的录取标准也仅仅会变成与全国其他没有严格禁止政府部门扶持行为的各州一样。加州大学既不能实施种族配额制（巴基案），也不能在有种族中性手段的情况下通过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来达成学生群体多元化的目的，更不能应用一切不能通过司法严格审查以及“非针对学生群体多元化这一目标而严谨设计”的招生体系。

四、华人对扶持行动和SCA5的担忧有其理由，但过分担忧实际上反应了华人对美国复杂的多元化社会价值和政治司法传统不够了解

虽然我们已经指出SCA5对华人的实际影响可能很小，但也必须承认，华裔对SCA5法案的担忧是十分合理的。毕竟亚裔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确是占据了优势，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在有大量研究表明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对学校环境有益（大部分学校不喜欢唯分数论），全美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希望学生群体多元化的“类扶持”意志的背景下，这种担忧就更有道理了。

但是，“扶持行动”或SCA5说到底也只是扶助弱势群体，也许有更好的办法，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社会公平问题。若执意称之为对华裔的迫害，将扶持行动与纳粹集中营作对比，那简直就是在指责全美遍布政治光谱各处的大学和立法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任何扶持运动都是专门在针对华人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的迫害，实乃将“自我中心主义”彻底运用到身份政治之中的无稽之谈。而这类论调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许多华人参与民主政治资历不足，对美国复杂的多元化社会价值和政治司法传统了解不多，导致政治讨论中习惯性地过度简化问题，一味将臆测建立在实际上与现实关联性并不强的历史篇章上。

五、从趋势来看，美国大学已经越来越不把“种族”作为“扶持录取”的考量，亚裔比黑人和拉丁西裔学生SAT成绩要高两百至四百五十分才能被名校录取，已经是过去式

殊不知在209法案通过之前，加州和全美的精英大学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用社会阶级而非种族来作为录取扶持的参考标准了。实际上，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华裔、韩裔和日裔就开始对高校录取中的种族身份政治提出质疑，在一系列的斗争下成功联合保守主义右翼改变舆论，迫使高校对亚裔录取名额事宜进行调查，全面削弱了种族在高校录取扶持行动中的角色。每当提起亚裔在高校录取中所受到的不公，人们都会拿出一项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的研究，它表示今天的亚裔似乎需要比黑人和拉丁西裔学生高两百至四百五十分的SAT成绩才能进入名校。然而，这项研究使用的是1997年以前的数据，并且完全依赖SAT成绩得出结论，现在已经随着最高法院不断对高校录取中根据种族进行优待的做法进行严格限制而显得过时。

根据2016年哈佛大学校报腥红报的统计，近四年来的新生中亚裔的SAT平均分比拉丁西裔和黑人高80-150分左右，而录取者中亚裔所占的百分比则一直保持在黑人和拉丁西裔的接近两倍。这一结果的成因当中只有一部分是种族因素，其他还有大学对学生群体当中文化背景、家庭条件和个人经历等多元化的需求，以及对学生在校园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全面考量。每年名校除了体育和其他特长生以外，还会将名额分给名人子女和富家子弟，以及在标准化考试（SAT和ACT等）成绩之外有各种较高成就的申请者。特别是对于一些名校而言，如果完全不考虑成绩以外的因素，甚至可以用SAT满分的学生填满整个大学一年级还必须拒绝一大批人，而SAT所衡量的素质优先，这样的录取方式所选出的学生显然并不是最能满足校方多元化的要求的。时下美国高校对申请学生进行的所谓“整体评估（Holistic Review）”便是为了体现校方对自己学生群体的要求，完全参照最高法院近年来的一系列裁决，就连“Holistic”（整体）这个词都是从2003年的巴基案的判决中摘抄的。2015年5月，多个亚裔民权组织联合向美国教育局投诉哈佛大学，指责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进行对亚裔的种族歧视。然而在同年7月，教育局在调查评估之后驳回了这一投诉。

无论怎样，在华裔群众的政治运动下，SCA5没有通过。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有11万人在网上联名要求阻止SCA5成为立法，余胤良、刘云平、刘璿卿三位加州华人参议员在投票赞成SCA5之后被华人反对的声音打了个措不及防，连忙请求法案提议者赫尔南德斯撤回提议，从此SCA5再无翻身的迹象，大学录取中原本就受到严格限制的种族平权似乎短期内不会在加州大学中出现。但华人群体则似乎被自己造势用的争论方式吓破了胆，从此开始对进步主义法案草木皆兵。

六、所谓亚裔细分法案，美国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搜集数据，为的是更加有效地辨别需要扶助的族群和社区，方便提高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效率；并且，有明确防止滥用机制

接下来，就轮到令人闻风丧胆的“亚裔细分”出场了。全美亚裔人口现有一千八百多万，其中包含着许多文化和语言都迥然不同的民族社区，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度都不尽相同。因此美国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在第15号统计政策指令中将“亚裔”与“夏威夷原住民与其他太平洋岛民”区分开来，在20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当中将这两个类别拆分，自此开始收集多达二十多个不同亚裔民族的数据。

美国政府这样的数据收集与全世界各国一样，为的是更加有效地辨别需要扶助的族群和社区，方便提高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效率。在整个亚裔群体中，不少少数族裔的经济情况和受教育程度都明显落后于整体（尤其落后于印度裔和华裔），另外不同社区内的各类疾病发病率也被怀疑有很大差异，而收集数据是了解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任何国家的扶贫和基本社会福利工作都建立在对各个社区的基本数据收集上，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也专门设立了监管部门负责监督并防止政府滥用这些数据进行非法活动。2011年以前亚裔鲜有对美国联邦政府收集亚裔少数民族数据的这一做法有任何意见，而政府部门为这些亚裔群体提供的语言等基层服务因此变得更加细致也是不争的事实。

七、华人担心“弱势群体待遇”会被削减可以理解，但夸大影响并不可取

加州也参考联邦的数据收集进行了立法。2011年，AB1088法案通过议会投票后由州长杰瑞·布朗签署生效，该法案建立加州政府法典8310.5条例，要求现在已经在收集种族数据的加州有关部门开始收集亚裔少数民族的信息，在此之上还要求产业关系部和公平就业部开始收集同样的信息。2015年9月，要求医保管理部门收集亚裔民族数据，并且要求加州公立大学系统收集亚裔少数民族入学和录取率数据的AB176法案全票通过参议院，在众议院也只接到一张反对票。然而这个法案一出立刻再次引发华人的抗议，因为如果将华裔这个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情况都比大多数少数族裔强的群体与其他亚裔分离开来，华裔一直以来所接受的弱势群体待遇将可能会受到削减。

然而，华人们在质疑这些项目的划分是否合理之前，尤其需要认清数据收集中的亚裔细分对自身的影响究竟几何。华人担心收集数据时进行亚裔细分会影响亚裔内部团结，但在数据的项目变多，政府用途明确公开，司法体系对数据使用进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对华人的实际利益并不会造成一些报道中所说的严重损害（所谓“纳粹对犹太人的做法”、“分而治之”、“歧视华裔”等等）。仅仅是收集数据时进行民族细分的做法本身并不具备政治倾向，很难破坏一个群体内部的团结，任何有效的数据统计都需要按照具体项目细分，但只要统计方法不出问题，每个群体的总数，也就是“声势”是不受影响的。按照一些文章中危言耸听的理论，美国人口普查中将国民的种族进行细分也是为了针对某些族裔，这是荒谬的。

八、加州各个大学实际上早就在自发性收集类似数据，并没有影响到亚裔学生

最终事情的结果是AB176被布朗行使州长权力否决了，他在解释这一行动的声明中提到，加州的各个社区学院和公立大学本身已经开始自发性地收集类似的数据，加州州立大学甚至为亚洲太平洋岛民一共提供了五十个自我认定的选项，此法案将亚裔民族数据收集变成硬性规定显得没有必要。而在现有加州法律下，部分大学多年的数据收集也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亚裔学生。2016年8月，删除了大学信息收集要求部分的AB1726重新被提出，在议会两党几乎一致的支持下（包括先前反对SCA5的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哈夫）通过投票，并在华人持续的抗议声中被布朗州长在9月份签署生效，修订加州政府法典8310.7条例，正式要求医保管理部门收集具体亚裔民族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SCA5也好，AB1726也罢，它们与华人群体之间的实际利益关系主要集中在基于种族的大学和工作录取的平权问题上。而这次在社交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亚裔细分”法案在实际影响到华裔之前，必须由加州议会修正现有法律，将对高校亚裔信息收集的要求重新确立，然后再设法使类似于SCA5的法案再次通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投票表决，并且得到州长署名。在州长明确表示不愿意要求高校进行细化数据收集，并且华裔社区对两个法案均表现出过极大不满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并不高。结果，华人在进行内部政治宣传时却将“亚裔细分”这个概念无限引申，将之刻画成民主党对亚裔群体团结的破坏。甚至有人将此事与特朗普的七国旅行禁令作对比来，试图以此确立民主党的伪善。

九、华裔提防亚裔细分，反而是依赖了原本在反平权行动的诉求中极力反对的身份政治

然而事实正相反，AB1726法案由菲律宾裔议员罗博·邦塔提出后，一共得到了120多个在美亚裔相关民权团体的支持，在亚裔的少数族裔中获得了颇多的赞许。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加州目前的菲律宾人比华裔还要多一点点，是事实上的多数亚裔群体。实际上“美国亚裔”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多元化的群体，原本文化和语言就大不相同的亚裔各个社区内的利益诉求一直不尽相同，此次的AB1726收到的支持更是证明一部分亚裔并不愿意与其他亚裔在族群认同上进行捆绑。而华裔此刻使用的政治语言则表现出一副仍在提防政府对“亚裔团结”进行破坏的架势，只能说是抓错了重点，过度简化了问题，反倒错误依赖了原本在反平权行动的诉求中极力反对的身份政治。

AB1726通过后，“硅谷华人协会”前会长陈志华表示，这个法案即使通过成为法律，“基本上也是被废掉了”，称“这是华裔抗争的一次胜利”。然而这个法案本身就不是针对华裔提出的恶意法案，如果倾听邦塔，以及所有支持AB1726的政治家、平民和非政府组织对这个法案所寄予的期望就不难了解，不论所造成的后果如何，AB1726的立法意图（legislative intent）与“分裂亚裔”和“排挤华人”相去甚远。实际上华裔斗争的结果只是让这个法案的覆盖范围缩小，使得政府无法强制要求很多已经在进行数据收集的大学进行数据收集了而已。值得再次重申的是，这些收集上来的数据可以派很多用途，但目前加州法律不允许公立机构根据它进行逆向歧视。

十、把中国人划分为四类，是库比蒂诺学区自作主张乱加的，想想也知道，怎么可能把华人划分为“讲普通话的”“讲广东话的”“讲台语的”“讲台州话的”？

回到这次引起骚乱的库比蒂诺学区事件本身，可以看出，在网上疯传的库比蒂诺学区的这一表格左侧基本参照联邦教育局的“识别英语学习者工具文件”对学生家庭语言进行询问，而右侧的种族问卷则是根据AB1088和AB1726两则法案所修改过后的加州政府法典8310.5.条例规定要求学生填写。这其中显得有些古怪的“中国人”下面划分出来的四种分类则不属于法律要求的填写范围，乃是库比蒂诺学区为了多收集语言相关信息而自作主张所加，不知为何错误地混淆了语言和种族的分类（四个类别分别为“讲普通话的”“讲广东话的”“讲台语的”“讲台州话的”），现库比蒂诺学区已承认这一错误并删除这四条分类，其原型实际上可以在教育局的工具文件中列举的问卷样本中找到，如下图所示。

这个原型文件其实就有“广东话”、“台州话”，但显然这个原型文件没有把中国人单独分类的意思

接到华人家长的联系后库比蒂诺学区表示已将“中国人”下面的四种分类取消，并解释称此表格其余的内容为法律要求填写，若不填写则有校方观察后进行确认并代为填写。但再怎么解释，错误已经犯下，令无数华人感到厌恶的错误种族划分方式已经在一张图片中广为流传，华人们心中对种族平权本能的恐惧卷土重来。

然而无论再怎么拿种族清洗和排华等字眼危言耸听，也不改变目前加州法律不允许政府部门使用种族数据进行逆向歧视，以及最高法院判例下大学根据种族进行优先录取的行为被严格限制的事实。不符合现实的夸张政治叙事不但会骗倒自己，还会在华裔与美国社会中其他群体之间的交流中建立隔阂。华裔们现在急需摆脱引经据典的宏大叙事，停止过度简化问题，停止把一切社会资源都划成大大小小的“饼”，然后在心中盘算如何与其他族群争抢。这样的方针不具备任何外部凝聚力（与其他群体间的凝聚力），考虑到华人现在在美国政治当中仍未争取到与自己经济地位相等的影响力，认清亚裔各个社区之间的真实关系，在政治活动中使用切合实际的政治语言，特别是在对待身份政治的态度上保持一致性对于华裔成功进入美国主流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应当对敏感法律的立法意图和整体政治背景进行了解，否则，政治活动搞得声势再浩大也只会疏远其他少数族裔，将斗争目标弄得含糊不清，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总而言之，以往华人群体对“扶持行动”和“SCA5”过于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对以“扶持运动”为代表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不够了解所致，这些运动本身并不针对华人，也已经因其可能导致的不公平，受到美国法律的很大限制。而对所谓亚裔细分的恐惧，更是一种“草木皆兵”，对美国政府收集细分数据的目的都没有搞清楚。在美华人若要真正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应该真正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