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翻译：风灵

注：原文写于1932年，即大萧条期间。

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认为，近年来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据说，资本主义已经失败，已经证明它自身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人类别无选择，如果想要继续生存，必须转向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

这并不是个新观点。社会主义者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而除了转为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办法消除经济危机。如果说，近来这些观点以更有力的表达，唤起了公众更强烈的反应，那么，这并不是因为目前的经济危机较之以前的危机更严重或持续更长，而主要是因为，今天社会主义的观点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更大，远胜前几十年。

一

从前，没有经济理论之时，人们相信，谁拥有权力，谁下定决心使用权力，他就能为所欲为。教士们劝告统治者慎用权力，施行仁政，以获得精神上的幸福和天堂里的回报。而在当时，人们完全不认为，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固有状况的限制规定了权力，相反认为，在社会事务的范围内，权力无远弗届，无所不能。

但是，社会科学的建立摧毁了这个观念，这是许多伟大学者的成就，其中尤为卓越的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人们发现，社会权力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力，而不是（原以为的）物质上的权力，概略言之，权力并非真实的存在。人们认识到，权力无力摧毁市场现象所必然具备的一致性，也意识到社会事务中运行着某种东西，掌权者对之无能为力，反而必须适应它，正如他们不得不适应自然法则。在人类思想和科学的历史上，这是至为伟大的发现。

如果某人对市场规律有所认识，那么经济理论显示的，正是在市场过程中，强制和权力的干预会产生什么情况。单独的干预不能达到当局制定此政策的企图，而一定会产生某种不良后果，这种后果即使从当局的立场来看，也是不可取的。即使以当局自身的角度，干预也是无益有害的。由这种观念出发，如果某人想依据科学思想的结论来安排市场活动——我们之所以研究事物，不仅因为我们寻求知识本身，还因为我们想安排自己的行动，以达到所渴望的目标——那么，此人不可避免地要拒绝这种多余、不必要且有害的干预，这是一个由自由而引导出的理念。自由主义并非要将价值标准加于科学之上，它只是想让科学成为市场行为的指南针。自由主义利用科学研究的结果来建构社会，是为了能够尽可能有效地实现它欲实现的目的。政治经济学的党派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不在于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在于实现二者共同目标所采用的手段。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财产作为生产的手段是为每个人创造财富唯一的办法，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切实际，他们也相信干预主义的制度（其支持者认为干预主义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不能实现其支持者的目标。

自由主义的观点有顽固的反对派。然而，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没有成功地削弱了其基本理论，或者削弱其理论的实际应用。自由主义者就反对者的计划作出了压倒性批判，但反对者没有试图针对这种批判进行逻辑反驳以捍卫自身观点，相反，他们回避问题。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能将这种批评拒之门外，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宣布，质疑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及其功效是异端邪说。他们继续视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人间天堂，但拒绝参与对他们计划细节的讨论。干预主义者选择了另一条路。在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他们反对经济学理论的普遍有效性。他们不是符合逻辑地讨论经济学理论，所能谈论的无非是“道德同情”，如他们在社会政策协会（Association for Social Policy）成立大会的邀请中所言。他们以道德来反对逻辑，以情感偏见来反对理论，以诉诸国家意志来反对争论。

经济理论预言了干预主义、国家和地方的社会主义的后果，情况完全如其所料。所有的警告都被置诸脑后。50或60年来，欧洲国家的政治一直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40多年前，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写道：

“现在可以恰如其分地声称，今天的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对不知不觉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采用的那些社会组织原则，作出明确而有意识的主张。这个世纪的经济史几乎是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持续记录。”

当时还在这种发展的初期，而且是在英格兰，那里的自由主义坚持得最久，推迟了反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此后，干涉主义政策又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就现在通常的观念来看，我们今天生活在“受阻碍的经济”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神圣的社会主义集体意识将随之而来。

现在，实际上是因为经济学理论所预测之事已经发生，反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之恶果已水落石出，但从四面八方听到呼声却是：这是资本主义的没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了!

自由主义不应为造就当前经济政策之特征的任何制度负责。自由主义反对国有化，反对在地方当局控制下开展项目，现在业已证明，这些项目是公共部门的灾难，是五成腐败的源泉；自由主义反对不保护那些愿意工作的人，反对工会操纵国家权力，反对失业补偿，这种补偿使失业成了永久性的普遍现象，反对社会保险，它保障的不过是那些牢骚满腹、装病怠工和神经脆弱的人，反对关税（因而自由主义无疑也反对卡特尔），反对限制人们在其喜欢的地方生活、旅行、或学习，反对重税和通胀，反对军备，反对殖民掠夺，反对压迫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它对消耗资本的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并且，自由主义并没有创立武装的党军，这种军队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发动一场内战。

二

就导致指责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至少其中某些事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企业家和资本家不再是自由主义者，而成了干预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这一事实是正确的，但人们打算从中得出的结论却是昏了头。这些结论源自完全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阶段，企业家和资本家通过自由主义保护他们的特殊阶级利益，但现在，在资本主义后期处于下降阶段时，他们通过干预主义来保护自己。这种观点被认为证明了干预主义下“受阻碍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经的历史阶段，今天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但是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诸多歪曲手法之一。如果认为在1800年前后的英国，企业家和资本家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而在1930年前后的德国，企业家和资本家就成了干预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其理由将是企业家和资本家也会被当时流行的观念所迷惑。那么，在1800年，企业家也会有和1930年同样的特殊利益，应被干预主义保护，而被自由主义损害。

今天伟大的企业家常常被称为“经济领导人”。资本主义社会不知何为“经济领导人”。这其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二者泾渭分明。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家和生产手段的所有者除了市场的领导之外，不接受其他领导。将大企业的创始人称为“经济领导人”的习惯则是某种暗示，现在一个人往往并不是因其在经济上的成功得到的这种地位，而是因为其他手段。

在干预主义国家中，能否以最为价廉物美的运营方式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一个企业成功不再至关重要，比之重要得多的是，与掌权的政治派别有“良好关系”，好让干预政策对企业有利无害。对企业生产的产品施加几种关税保护，对企业所需的原料则减少几种关税保护，这对企业的好处远胜过最谨慎的运营行为。一个企业可能运营良好，但它如果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身利益就会一败涂地，比如，关税税率的安排，与仲裁委员会的工资谈判，以及卡特尔机构的控制。有“关系”比产品价廉物美重要多了。因此，爬到这种企业最顶端的人，并非是那些懂得如何组织运营和按照市场要求的方向进行生产的人，而是那些能上下兼顾左右逢源的人，是那些懂得该怎样与媒体和各种政党打交道的人，特别是能和激进分子相处的人，这样他们的生意就不会被攻击。这就是围着联邦政要和政党领袖转，而不是和供应商或顾客打交道的董事长阶层。

因为许多企业依靠政治扶持，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必须回报政治家。近年来，没有哪家大企业没有花费数量可观的资金，投入某些从一开始就显然无利可图的交易上，但是，尽管预计会亏损，却不得不由政治原因来决定交易。还不说为非营业性目的的捐赠——如选举基金，公共福利机构，等等。

致使大型银行、工业企业和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独立于其股东的权力，更加强有力地维护其自身。以政治方式来促进的“大企业自我社会化的趋势”，也即是，让其自身的利益而非“以最大可能增加股东所得”的考虑来决定企业的运作，国家主义的学者们鼓吹，这是我们战胜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在德国股权改革的过程中，甚至以立法方式规定了高于股东利益的企业家利益和福利，称之为“其经济的、法律的和社会的自我价值和持久利益及其相对于不断变化的股东中不断变化的大多数的独立性”。

有国家在背后撑腰，而且公众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干预主义，今天的大企业领导人比起股东来如此强大，因此他们认为无须考虑股东的利益。在集权主义管控最强的国家的社会中（比如说老奥匈帝国的继承者），企业领导人的经营行为不太考虑盈利性，而是在管理公用事业。其结果是毁灭。曾发展出一种理论认为，这些企业太大，因此其经营不能仅仅为了营利。无论何时，只要企业运营完全放弃了盈利，而导致该企业面临破产，这一理论便极为切合时宜。它切合时宜，是因为此时此刻，这一理论会要求政府干预，来救助这些太大而不许倒的企业。

三

的确，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尚未完全成功地消灭资本主义。如果已经成功，我们欧洲人，经过数世纪的繁荣之后，将重新发现大规模饥荒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仍有足够的优势，新产业仍在出现，而现有产业也在改进和扩大设备和经营。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一切经济进步，都源于坚持我们社会中残余的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总是受到政府的干预，必须以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支付税款，用来补偿公共企业落后的生产力。

世界目前所遭受的危机是干预主义和国家与地方的社会主义的危机，简而言之，是反资本主义政策的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由市场机制引导。在此问题上别无歧义。市场价格使得供需一致，并决定生产的方向和数量。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市场中方获得了意义。如果市场作为生产调节器的功能总是被经济政策横加干涉，只要后者试图代替市场来决定价格、工资和利率，那么危机必会产生。

巴斯夏没有失败，失败的是马克思和施穆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