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犯下各种错误。 有的人犯错误不多,一生一帆风顺。 有的人错误不断,一生坎坷。 我就是那种一生错误不断的傻冒。 但是我在一生最关键的几件事上却幸运地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也许这就让我避免了许多不幸或灾难。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就是参加1977年高考。
正如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描写的那样,虽然“四人帮”在1976年就被粉碎了,但那后来的几年中极左路线的影响还在(也许今天还在),人们还是心有余悸,害怕“四人帮”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反攻倒算。 中国那几十年翻来覆去的政治风云,确实让很多人后怕。
那一年我虽然义无反顾决定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但脑子里还一直挥不去张铁生的阴影。 万一极左路线回来,那可就惨了。 那一年公社的“五七”办公室正式宣布了中央高考改革的文件后,公社的知青们一窝蜂回城参加高考复习去了,但我还是不敢走,每天仍然若无其事地和贫下中农们一起劳动,坚守在生产第一线。 就跟《邓》剧中那个农场场长那样,许多革命干部仍然把持着知青生杀予夺的大权,俺还要悠着点。 所以我白天作出对高考并不积极的样子,但一到晚上我就打开中学课本开始拼命复习功课。
那个时候有少数知青和我一样留在农村复习准备高考。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过的那位曾经和我在一起整党整团的小唐,还有一个酒肉朋友小赵,咱们三人结成了一个复习小组。 我扛去了一袋面粉,小唐弄来一大包粉条,小赵买了两条香烟,每天夜里咱们仨就在小赵那里复习。 先是各自看书,然后每个人和大家讲解看书的内容,咱们互相提问,然后解题、互相抽查。 困了,就抽根烟解困。 饿了,就用小赵的煤油炉下几碗面疙瘩充饥。 要是哪天大家太累了,还会煮一锅粉条汤,汤里放点老姜、酱油、麻油、红椒、大葱什么的,热乎乎地喝下去,立刻打起了精神,继续复习。 等到三个人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天已是黎明,外面的鸡叫声传来,我们就倒头睡在桌旁。 一觉醒来生产队长已在外面吆喝大家下地干活,我们仨揉一揉浮肿的眼眶,赶紧起身,大步跑回各自的生产队,下农田干活,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虽然每天都累的精疲力尽,但仍然顽强地坚持着,因为心中充满了希望。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就是最关键的一搏。
关于恢复高考究竟是谁的功劳,也许还有一些争议。 但我能够在文革那个动乱年代中学一点东西,那确实要感谢邓小平。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全国中学出现了一股良好的学风,我的中学开始走正规,老师们除了教学生读毛主席的书外,也教学生数理化,甚至英文。 那一段时间,我确实学了不少知识。 那个学风后来被张铁生事件搅黄了,中学生们又开始放羊。 不过正是因为我学过的那点知识,我在复习准备高考时还不觉得十分吃力。
《邓》剧中多次提到“老三届”知青。 我认识的其中一位上海知青,初中毕业就插队落户,因为家庭出身问题,8年来一直没有任何上抽的机会。 尽管他个人表现很好,那还是没有用,政审这一关他历来是通不过的。 这一次他也报名参加高考。 虽然他只读了初中,但他的知识基础比我们大家都要好。 而且他在插队落户的岁月中自学了英语等课程,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拔尖的。 我暗暗替他鼓把劲,希望这一次他能够成功!
小赵那个生产大队还有一个女知青和我们一样留在在乡下复习,她叫冷Hong。 那女孩大大圆圆的眼睛,高高的个头,皮肤晒的黑里透红,说话轻声细语的。 她老爸是军分区司令,但她一点也不娇气,也没有霸气。 好几个早晨看到她肩抗农具下田干活,顺便问她一句:“复习的咋样了?” 她的回答总是“还着早呢,你呢?” “我也差老远呢,加油!”我鼓励她。 她也回答“加油!”
“加油”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最强音。 无论是当年参加高考,还是后来在大学里为中国女排喝彩,或是大学毕业后参加国家建设,我们都喊出发自肺腑的这两个字:加油!
同学们加油,运动员加油,中国加油! 那就是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个多月后高考开始了。 记得那一天公社出动了好多辆拖拉机,把我们公社参加高考的几百名考生拉到县城的考场。 那是县城的一个中学,考场外面站满了人群,都是考生的家长或家属,人们的神情都很严肃。 那个阵势与其说是隆重倒不如说是悲壮。 对于许多考生来说,这也许是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高考的机会了。 对于所有的考生来说,这都是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那天上考场的,既有“老三届”的大哥大、大姐大,也有刚插队一年的小弟弟小妹妹,几乎跨越两代人。 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特有的一个奇观。 打那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场面了。
我按照准考证上面的教室号码找到教室,排队进入考场。 就在我快要进入教室的那一刹那间,我在考场外黑压压的人群中看到了特地赶来的我老爸,老爸也看到了我。 由于相隔太远没法说几句话,但能看到老爸殷切的眼光。 我朝老爸招了招手,一转头进入了考场。 从此,我的命运转变了。
考试结束后我回到了村里。 那年的冬季挖河工程又开始了,我当天就坐上生产队的马车,奔赴挖河工程,继续抡起大锹,和几万民工一起奋战在水利工地上。
几天后,地区科委和县科委来了两个人,开辆吉普车跑到挖河工地上找到我,要我给他们看看我搞的那个原液喷洒农药的玩意儿。 我照实说那是俺照葫芦画瓢,按照一个杂志上的一个国外产品瞎鼓捣的玩意儿,不是发明。 他们说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的,都算是科技成果。 他们说准备推荐我参加省科学大会,然后争取去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我说我整的那玩意儿没有进行过任何鉴定,俺哪好意思去科学大会啊。 他们说参加科学大会的是人,不是产品,不需要鉴定,上面说行就行。 我不想出那个风头,怕那件事耽误我上大学,极力推脱。 他们叫我静候通知。
又过了十几天,公社的有线广播里突然发出了一则通知: 以下同学明日请去公社领取体检登记表。 然后就是一长串的名字。 我没有听到那个通知,是村里老乡告诉我的,他们说我的名字在那个名单上。
我考上了!
不但我考上了,小唐也考上了,还有那位老三届上海知青,以及冷Hong,咱们都考上了!!!
去县城体检回来那天,俺从城里买了一条香烟,分给村里老乡们。
1978年一月下旬的某一天,我挨家挨户和全村每家乡亲告别后,生产队专门安排了一驾胶轮马车,用两匹大马拉车,把我一路送到火车站。 路旁的柳树已经发出嫩芽,蔚蓝的天空飘着白云。 我躺在马车上,看着蓝天白云下大片田野里青青的麦苗,看着路旁草屋的袅袅炊烟,看着一个个远去的村落,看着田野里耕作的农民,心中百感交集。 在这广阔天地经历过的那些苦,那些累,那些汗水,那些无奈,那些叹息,那些仇恨,那些愤怒,就跟过电影似的在脑海中一幕幕飘过。 这一切都过去了,新的里程就要开始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一幕,永远在心间。